1097年5月30日 ，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 ，苏轼接到将他贬为琼州别驾 、昌化军安置的告命。（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六 ，中华书局 ，第1261页）谪命于4月4日发出，近两个月后，抵达他谪居的惠州 。苏轼来不及和咫尺间的苏辙惜别 ，内心不免困惑 ，并将不解和不平倾诉在给苏辙的诗中，“胡为适南海 ，复驾垂天雄 ” 。他为何被贬往天涯海角？
苏轼像
开宝四年三月 ，太祖“以岭南儋 、崖、振 、万安等四州隶琼州 ”，即今海南省；熙宁六年十一月 ，“废儋州为昌化军 ，崖州为朱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宋初 ，琼州隶广州 ，昌化军即原儋州 。“别驾”属“流外官 ”，视同胥吏 。
宋代贬谪地有“近里/远恶州军 ”之分 ，宋朝政治文化中 ，贬过岭表涵义不一般，“过海”更是极致。宋代有案可稽的第一个贬往海南的是卢多逊。开宝六年九月十九日，卢多逊参知政事；九年十月二十日 ，太宗即位；二十七日 ，卢多逊拜相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十七日，赵普再入相；七年四月七日 ，卢多逊罢相 。太宗与秦王廷美“兄弟阋于墙 ” ，“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 ”，赵普借机扳倒卢多逊 ，报复卢昔日“屡短之于上前”。
继卢多逊后 ，八年四月，枢密副使弭德超诬告枢密使曹彬谋变 ，希望取而代之 ，结果，自己流放琼州；乾兴元年七月 ，章献皇后以“春秋无将 ，汉法不道 ”为名，将丁谓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史料所及，卢 、弭、丁以后 ，仅盛梁、齐化基 ，二人官职低微，且均在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以前 。
元祐间 ，“车盖亭诗案 ”起 ，四年五月丁亥，前宰相蔡确“责授英州别驾 、新州安置”。新州 ，今广东省新兴县 ，属大陆范围，右宰相范纯仁仍然认为 ，这个口子不能再开 ，“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 ”
总之 ，真宗朝以来 ，再未有人贬岭南，更遑论“过海 ” 。所以，苏轼过大庾岭 ，已有“今日岭上行 ，身世永相忘”之叹 。（《苏轼诗集》，卷三十八 ，《过大庾岭》 ，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 ，第2056页）另一方面 ，前后贬过岭表，曾任宰执 、侍从以上的文臣 ，无一不涉及宫廷政治 ，或与皇权争斗有关。
绍圣间，内侍陈衍先于苏轼“配朱崖军 ” ，继苏轼以后 ，已故宰相吕公著、司马光 、王珪追贬海南，四人罪名也无不与宫廷政治息息相关 。具体而言，他们都涉及“宣仁之诬 ” ，有“逆党”之嫌 。
“宣仁之诬”是“徐邸案 ”的先声。苏轼贬海南 ，或许因为他与“徐邸官 ”走得太近 。陈衍出自“徐邸”，苏辙被指“阴结宦官陈衍 ，伺探宫禁密旨 ” ，（苏辙：《栾城集》，附录二 ，《苏颖滨年表》 ，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1版 ，第1401页）“责授化州别驾 ，雷州安置 ”，苏轼作诗 ，有“莫嫌琼 、雷隔云海 ，圣恩尚许遥相望”之语，琼州差一点就成为苏辙继雷州之后的下一站 。（《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第2243页）
一
赵颢 ，初名仲糺，是英宗和宣仁皇后次子 ，神宗同母弟 ，哲宗皇叔。神宗即位，初封昌王、岐王 、雍王；哲宗即位 ，先进封徐王 ，后继封冀王 、楚王。
绍圣四年闰二月十九日，苏轼责授琼州别驾；四月十八日 ，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 ，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二十四日，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 。
元丰末 ，《资治通鉴》成书 ，司马光荐同编修范祖禹，除秘书省正字，范祖禹赴阙任职 ，司马光为他饯行 ，言语间将太皇太后比作北齐娄太后，而“娄太后废其孙少主殷 ，立其子常山王演 ”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 ，第16-23页）邢恕因此认为 ，司马光怀疑太皇太后欲废哲宗，改立赵颢 ，而“雍王颢有觊觎心 ” ，宰相章惇则进一步诬陷司马光撺掇太皇太后效法娄太后。
学者王化雨认为，章惇、邢恕炮制“司马光案”实属“构陷 ” ，目的是“向哲宗输诚纳忠 ，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 。（王化雨：《北宋绍圣“逆案”新考》，《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但比“宣仁之诬 ”或“司马光案 ”真实性更重要的 ，是赵颢有无篡位企图或行动 ，哲宗如何认定赵颢的动机和行为 。
金中枢也认为，皇太后在拥立哲宗的议题上并无二心 ，“皇太后立孙之心愿 ，则益见剀切”。但宰相王珪在赵颢与哲宗之间首鼠两端，“有疑似之迹” 。所以 ，哲宗亲政以后 ，就认定王珪“妄怀窥度 ”，“阴持两端 ” ，且“怀奸” 、“二志 ”的“心迹较然 ” ，既有动机，也有行动 。
不过 ，赵颢未能得逞 ，哲宗继承大统，改元元祐，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赵颢进封徐王，赵覠进封荆王。赵覠是赵颢同母弟 ，“太子立 ，覠内助居多”，哲宗由延安郡王被立为皇太子的过程中 ，赵覠出力较多 。
元祐三年七月四日 ，赵覠“暴得疾 ”，“至薨 ，口鼻皆流血 ” 。薨前二日 ，殿前都指挥使燕达卒。金中枢认为，“彼两同为辅立人 ，而遭遇如是巧合 ，颇值怀疑” 。赵覠 、燕达是辅立哲宗的关键人物，相继死于非命，是十分可疑的 ，赵颢所为的可能性极大 ，这些都反证“颢有觊觎心明矣 ”，而且嚣张而狠戾 ，对母弟痛下杀手 。（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史研究集》 ，第二十辑，2000年9月初版 ，第189-194页）
元祐间 ，哲宗“渊默不言，九年侧身端拱 ” ，太皇太后临朝 ，赵颢愈发蠢蠢欲动。赵颢王府的属官称“徐邸官”，于志霖、铁爱花认为 ，“‘徐邸官’在元祐年间纷纷出任要职 ，这在北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高氏 、赵颢及当时的宰执都在其王府属官升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志霖 、铁爱花：《赵颢的王府属官与元祐政局》，《宋史研究论丛》 ，2017年第2期）
二
除“高氏、赵颢及当时的宰执”外 ，苏轼兄弟扮演了重要角色 。
于、铁文章梳理的“徐邸官”，包括郑雍 、孙觉 、郑穆、陈轩 、乔执中 、盛侨、王汾 、龚原 、崔公度 ，但龚、崔主动远离朝廷和宫廷政治 。“徐邸官 ”多以旧党分子为主 ，龚原是王安石的甥婿和门人，（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 ，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 ，第186页）道不同 ，或不相为谋，而崔公度 ，因史料匮乏 ，亦不赘述。
“乌台诗案 ”中，因为“与轼意相同”，却“与朝廷新法 、时事不合 ” ，而遭惩处的官员 ，有孙觉 、陈襄、盛侨 、王纷 。（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商务印书馆 ，1939年12月初版 ，第5页）孙 、盛都属于“徐邸官 ”，另一“徐邸官”郑穆是陈襄的妹婿 ，陈襄荐孙觉与苏轼 ，孙觉为陈襄撰写《墓志铭》，自称“门生 ” ，想必苏轼亦然 。
陈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熙宁四年六月 ，苏轼通判杭州；五年秋 ，陈襄知杭州，是苏轼上司 。十年，陈襄兼侍讲 ，向神宗荐苏轼、孙觉与胡宗愈 ，认为苏轼“有文学可为词臣 ”，孙觉“有学行、器识可备侍从” 。
是时 ，苏轼“权知河中府 ”。九年十月 ，苏轼“（自密州）移河中府 ”，未赴；十年二月十二日 ，改知徐州 。另外 ，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绎落翰林学士兼侍读” ，陈襄填补陈绎的空阙；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知河中府陆经再任，苏轼改知徐州 ，因此 ，陈襄荐苏轼必在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之间，可见，陈襄甫兼侍讲 ，就迫不及待地荐苏轼与孙觉 。
元丰二年七月四日 ，“乌台诗案 ”初起；十二月二十六日，尘埃落定 ，苏轼贬谪黄州；未及半年 ，陈襄卒于京师。苏轼谪黄州，“交游皆断绝 ” ，陈襄的弟弟陈章却牵挂着苏轼 ，“远发药石以振吾过者” 。（《苏轼文集》，卷五十七 ，《答濠州陈章朝请二首》 ，第1709页）二苏诗文中并未留下他们与郑穆往来的迹象，但从苏轼与陈氏兄弟的关系看 ，苏轼与郑穆绝不陌生 。
列名“乌台诗案”的 ，多为一时闻人，传世文献却未见“王纷 ”其人，同书又称“曾祖禹偁 ” ，（《东坡乌台诗案》 ，第16页，明清诸版本亦写作王纷）所以 ，“王纷”应为王汾之讹写。王汾 ，字彦祖，皇祐五年 ，第进士甲科 ，司马光即称其为王禹偁“曾孙 ”，（司马光：《涑水纪闻》 ，卷三 ，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50页）宋人笔记中均写作王汾 ，可见“王纷 ”确为王汾。（《宋人轶事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第1344-1345页）
早在熙宁二年八月，苏轼与王汾 、胡宗愈“同试举人景德寺” ，苏轼与王汾相交已久 。元祐五年 ，苏轼又在给王汾的诗中忆起二十余年前的情形，不禁感慨万千 。（《苏轼诗集》 ，卷三十二 ，《次韵林子中 、王彦祖唱酬》，第1683页）
郑雍、孙觉是官职最高的“徐邸官 ”。孙觉 ，字莘老 ，官至御史中丞，与“徐邸官 ”崔公度 、乔执中 、秦观同为江苏高邮人 。孙觉也是黄庭坚妻父 ，与黄庭坚母舅李常同为皇祐元年进士 ，苏辙做过李常的僚属 。苏轼与孙、李的往来，更早于他与黄庭坚 、秦观相识 ，苏轼与孙觉 、李常的诗文酬唱都多达数十篇 ，堪称挚友。
综上可知，熙宁间，孙觉、盛侨 、王汾成为“徐邸官”之前 ，苏轼就与他们过从甚密 ，他们占据了“徐邸官 ”的三分之一 。不过，没有明确史料证明 ，孙 、盛、王与苏轼兄弟在政治上彼此奥援或策应 ，但苏氏与“徐邸官 ”郑雍 、乔执中翁婿以及陈轩关系暧昧，他们占据了另外的三分之一 。
三
郑雍字公肃 ，襄邑人 ，今河南睢县人，元祐七年六月辛酉 ，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 ，《宋史》 、《东都事略》之《郑雍传》，应源于官修国史 ，均称“（再）改（尚书）左丞” ，但《宋史·宰辅表》、《宋宰辅编年录》以及《郑公行状》均未见此说。
郑雍是唯一执政的“徐邸官 ”，假以时日，登庸拜相 ，也不无可能 。但好景不长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崩 ，哲宗亲政 ，御史周秩揭发郑雍“因徐王私于权臣以进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 ，郑雍罢尚书右丞 ，唯一为郑雍辩护的是钱勰，他与苏轼并称“元祐四友” 。（陆游：《老学庵笔记》 ，卷十 ，1979年11月第1版，第138页）
周、郑因为苏轼结怨。元祐三年底 ，郓州州学教授周穜上书 ，“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廷” 。学者刘成国等考证，周穜 、周秩兄弟是王安石的表侄与门人，政治立场倾向新党 ，在旧党完全执政的政治气候下 ，周穜的提议显得十分违和 。
周穜差充郓州州学教授，为苏轼所荐。舆论压力下 ，苏轼“自劾以待罪 ” ，要求严惩周穜，并将谋主指向吕惠卿 ，暗示“惠卿之流 ”借周穜测试太皇太后及朝廷底线。结果 ，“周穜罢归吏部”，同时 ，“轼特放罪 ” ，意即苏轼有“妄举之罪 ”，但朝廷宽大处理 ，不予追究 。
按照文书运作程序 ，周穜的处理结果，先由“三省同进呈取旨”，形成“词头 ” ，交中书舍人起草 ，再付给事中审核，通过后 ，才能作为正式文件 ，交尚书省执行 。郑雍“权给事中 ”，代行给事中职能 ，驳回处理结果。（綦崇礼：《北海集》 ，卷三十四，《郑公行状》）
郑雍认为 ，朝廷肯定苏轼对周穜行为性质（“擅议宗庙”）的认定（“以轼言为然 ”） ，就该严加惩处（“弃市 ”），仅“罢归吏部” ，过于姑息 。郑雍还与苏轼保持默契 ，希望借机清算周穜及其背后势力，以吕惠卿为首的“熙丰臣僚 ”，吕惠卿兄弟则是苏轼兄弟的死敌 。（他维宏：《元祐“调停 ”与熙丰臣僚：周穜献议王安石配享神宗事发微》 ，《史林》 ，2023年第6期）
以上大概是郑 、苏最早的交集。元祐六年二月癸巳，苏辙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三月辛酉 ，中书舍人郑雍为左谏议大夫；同日 ，“徐王府翊善陈轩、侍讲乔执中并为秘阁校理，王以例请故也”；（《长编》 ，卷四百五十六）八月辛丑 ，左谏议大夫郑雍升为御史中丞，这是他得以执政的关键步骤 。
欧阳修最初以“蹊田夺牛”讥讽包拯不光彩的上位模式 ，多指涉以构陷的方式 ，将在位高官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种卑劣行径 。后来 ，蔡确运用得炉火纯青 ，郑雍为御史中丞，也有“蹊田夺牛 ”之嫌。
御史中丞赵君锡 、御史贾易弹劾苏辙，郑雍为苏辙解围 ，并转攻贾 、赵 ，导致贾易外放，赵君锡被调离 ，郑雍则取代赵君锡 ，成为继任御史中丞，苏辙的提携不可或缺 。所以 ，《王岩叟系年录》认为 ，“赵君锡、贾易攻苏辙忤意，雍从而击之 ，议者曰：‘将篡 。’已而果然 ”。（《长编》 ，卷四百六十四）
元祐初，贾易就与苏轼结怨 。迫于贾易等人制造的舆论压力 ，元祐四年 ，苏轼被迫出知杭州 。此番风云再起，又源于贾易，他弹劾秦观除秘书省正字不当 ，指责苏轼故意夸大两浙灾伤。苏辙是宰辅成员 ，他将贾易弹劾的内容私自透露给苏轼，苏轼安排“亲情”王遹（弟王适为苏辙婿）游说赵君锡；又告知门人秦观 ，秦观“往见君锡 ”。（苏轼撰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三 ，《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 ，1986年3月第1版，第935页）
赵君锡与苏轼“以道义交游 ” ，秦观除正字就是赵君锡所荐 。但王遹 、秦观“往见君锡” ，违反台谏官“谒禁 ”，即职事回避制度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第1版，第82页）况且，苏辙涉嫌“泄密 ” ，即使苏轼辩称“皆非国家机密” ，贾易仍抓住把柄，“劫持 ”赵君锡共同弹劾苏轼兄弟。
贾易不断翻旧账 ，他先揪住苏轼在杭期间“法外刺配颜章 、颜益一事 ”；继而又对苏轼“题诗事”穷追不舍 ，“论苏轼题诗怨谤 ” 。给事中范祖禹、右正言姚勔 、谏议大夫郑雍先后为苏轼缓颊，并集中攻击赵君锡“雷同低昂 ” ，苏轼对郑雍 、范祖禹、姚勔心存感激 。（《苏轼文集》 ，卷三十三，《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 ，第934页）
郑雍与苏轼兄弟是同年 ，他们同时考中嘉祐二年进士。“宣徽使王公拱辰见公奇之，妻以其兄之子” ，王拱辰 ，字君贶，原名拱寿，天圣八年状元 ，仁宗赐名拱辰 ，是三苏的伯乐 、姻戚欧阳修的连襟 。元丰五年初，文彦博 、富弼组建“洛阳耆英会” ，王拱辰“愿寓名其间 ” ，赵颢娶冯拯曾孙，冯拯子行己同为“耆英会 ”成员 。（司马光：《司马光集》 ，卷六五 ，《洛阳耆英会序》，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第1版 ，第1354页）
郑雍是王拱辰侄婿，苏辙是王拱辰故吏。（《栾城集》 ，卷十四 ，《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 ，第286页）郑雍第三女嫁胡奕修 ，胡奕修从父胡宗愈与苏轼是好友 。元祐初，胡宗愈“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 ，力排不附己者” ，所以，郑雍先为苏轼兄弟攻去政敌 ，苏辙汲引郑雍为御史中丞以至执政 ，都顺理成章 。
四
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苏辙自守尚书右丞除门下侍郎；同日 ，郑雍接替苏辙 ，除尚书右丞。元丰八年，左仆射王珪薨 ，右仆射蔡确递迁左仆射 ，太皇太后询问谁适合补右仆射阙，蔡确回复，“若以祖宗故事论之 ，则东厅参政合做 ” 。“东厅参政 ”即门下侍郎 ，一旦宰相有阙，苏辙将次补右仆射 ，郑雍必将亦步亦趋 ，步步高升 。
元祐后期，左仆射吕大防屹立不倒 ，苏轼兄弟也宠眷不衰 ，右仆射却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换人。除眼巴巴地坐等以外 ，苏辙还可以授意台谏势力攻罢右仆射 ，主动创造空阙，杨畏和郑雍就充当了苏辙的“打手”。
“畏与苏轼、辙俱蜀人 ，前击刘挚 ，后击苏颂，皆阴为辙地 ” 。元祐六年二月辛卯，刘挚先苏辙一步 ，自门下侍郎加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未及一年，十一月乙酉 ，刘挚罢知郓州 ，就是郑 、杨弹劾与构陷的结果 。
先是，王巩行为不检 ，却“堂除 ”知密州 ，刘挚很可能予以包庇。“挚之子即王巩婿”，郑雍便顺势攻击刘挚 ，最终以王巩罢知密州侥幸过关 。但郑 、杨很快截获刘挚回复章惇诸子的私信 ，有“自爱以俟休复之语 ”，添油加醋以后 ，呈报太皇太后 。蔡确、章惇 、邢恕宣称有“定策之功 ” ，指控太皇太后“有废立意”，而“以俟休复 ”暗示他们欲待太皇太后还政以后，卷土重来 ，翻转乾坤 ，清算旧账，势必触犯太皇太后的大忌。
郑雍 、杨畏还指控“挚预交章惇子弟为囊槖 ，以冀後福 ” ，“疏奏，上始有逐挚意矣” ，这是刘挚罢相的始末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卷之十，中华书局 ，第597页）《宋史·刘挚传》认为 ，“休复”语出刘挚给邢恕的回信，该记载可能源于《邵氏闻见录》 ，先为李焘所引 。（《长编》 ，卷四百六十七；《宋史》，卷三百四十，《刘挚传》 ，第10849页）
刘挚罢相 ，苏辙却并未能如愿次补，而是被苏颂截和。元祐七年六月辛酉 ，苏颂自尚书左丞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日 ，苏辙自守尚书右丞除门下侍郎，攀上权力高峰；郑雍也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 ，位列宰辅 。
“杨畏攻刘相出 ，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 。朝廷复拜苏颂为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 ，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 ，为稽留诏命 ”。（《长编》，卷四百八十二）杨畏、来之邵继续借题发挥 ，批评苏颂在贬谪贾易的问题上故意拖延 。同时 ，还以御史中丞李之纯“与之（即苏颂）连姻 ”，进一步裹挟李之纯共击苏颂 。
绍圣元年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弹章将吕 、苏视为一体。（《苏颖滨年表》）因此 ，左仆射吕大防缺席了讨论贾易谪命的御前会议 ，形迹可疑，剩余的三省长官中 ，门下侍郎苏辙 、中书侍郎范百禄、尚书右丞郑雍基本属同一阵营 ，必然与苏辙保持一致。总之，若苏辙 、范百禄 、郑雍故意在贾易谪命问题上依违不决 ，苏颂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而黯然出局，就势在必然 。
郑雍、杨畏 、来之邵接连将刘挚 、苏颂两任宰相拉下马 ，苏辙仍然与右仆射失之交臂 。邵伯温认为 ，“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拜右仆射”。王铚也认为 ，“太皇太后觉言者观望吕大防、苏辙意 ，屡攻罢宰相、执政，以纯仁旧德，故召用 ，待至国门始下制 ” 。
总之 ，太皇太后识破苏辙及其党羽的伎俩，果断舍弃苏辙 ，同时打破常规 ，空降前宰相范纯仁拜右仆射 。只是杨畏 、来之邵甚至苏辙仍不甘心，“畏等阴受风旨 ” ，“俱论纯仁不当为相” ，苏辙的爪牙杨畏和来之邵继续弹劾范纯仁不宜为相。（《长编》，卷四百八十二 、第四百八十四）
五
元祐八年三月 ，御史董敦逸上书称“川人太盛 ” ，公开批判“苏轼、苏辙 、范百禄辈 ”援引朋党，培植势力 ，“惟苏轼为多” 。（《长编》 ，卷四百八十二）苏轼援引的“亲知及其乡人 ”中就有一名“徐邸官 ”——陈轩，苏轼举陈轩自代，陈轩官至中书舍人 。（范祖禹：《范太史集》 ，卷五十四）
范祖禹 ，字纯甫，成都华阳人 ，范百禄从子 、吕公著婿。范祖禹为子范温娶秦观之女为妻 ，苏轼为第三子苏过娶范百嘉之女，（晁说之：《景迂生集》 ，卷二十 ，《眉山苏叔党墓志铭》）华阳范氏与眉山苏氏关系始终密切 。范祖禹也向朝廷举荐“徐邸官”郑穆、郑雍，认为二郑可“备讲读之职 ” 。（《长编》 ，卷四百三十七）
另一“徐邸官 ”乔执中官至给事中 ，与郑雍为“婚姻之家”。（《郑公行状》）苏轼《答乔舍人启》，就是写给乔执中的 。（《苏轼文集》 ，卷四十七 ，第1363页）元祐七年十月辛酉，“中书舍人孔武仲兼直学士院，起居郎乔执中为中书舍人 ，起居舍人姚勔为起居郎 ，右司郎中吕陶为起居舍人，考功员外郎高士英为右司员外郎 ，直集贤院兼侍讲吴安诗为天章阁侍讲” 。
除杨畏 、来之邵把持的台谏势力 ，两制（翰林学士 、中书舍人）、左右史（起居郎 、起居舍人） 、侍讲都在历次权力斗争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批集中提拔的官员，除高士英外 ，都和苏轼、苏辙关系密切 ，吕陶与孔氏兄弟都被明确认定为“蜀党 ”。是时，中书侍郎范百禄 、门下侍郎苏辙分别职掌官员差除的提名与审核 ，他们的晋升必然和苏辙 、范百禄的荐引与提携分不开 。
所以 ，董敦逸关于苏轼兄弟与范百禄的指控绝不是空穴来风，上官均更毫不掩饰地痛批 ，“范祖禹、乔执中、吴安诗 、吕希纯四人者 ，皆附会吕大防 、苏辙好恶 ” 。吕希纯是范祖禹妻兄，吴安诗是范祖禹从姑父。
“御史黄庆基、董敦逸愤发弹奏苏辙等专权之罪”，而“李之纯 、杨畏 、来之邵希附轼、辙等 ，反指庆基 、敦逸以为诬陷忠良 ” ，最终，黄 、董“谪守军垒 ” ，足见“二苏”势力不可小觑 ，而且与“徐邸官 ”纠缠不清 。
高士英、高士敦，俱太皇太后“从弟也 ” ，意即赵颢母舅 ，高士英还是高氏族人中少有跻身文官序列的 。元丰八年九月己酉 、元祐元年八月己亥，高士敦先后副范百禄 、苏轼使辽 ，虽未成行 ，却因此结缘。三年四月初二日，高士敦为成都钤辖 ，（《苏轼年谱》 ，卷二十七，第826页）轼、辙 、黄庭坚均赋诗送行 。（《苏轼诗集》，卷三十 ，《次许冲元韵送成都高士敦钤辖》 ，第1582页；《栾城集》，卷十五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钤》 ，第303页；黄庭坚：《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 ，卷第十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第1019页）
五年十二月 ，高士敦任满，改知邢州 。向太后也为弟向宗良争取同一差遣 ，苏辙时为御史中丞 ，认为“二人皆外戚之家，而夺一与一，于体不顺” ，朝廷不能厚此薄彼 ，积极为高士敦争取，可见 ，苏轼兄弟与高士敦往来不断。（《长编》 ，卷四百五十三）“元丰末命 ”时，高士英 、士充兄弟与王珪、赵颢暧昧不明 ，卷入“废立 ”阴谋中 ，而高士英升任都司郎官，苏辙、范百禄施以援手 ，不排除苏轼兄弟因而与赵颢暗通款曲 。
另外 ，苏轼还与赵颢同产姊/妹婿王诜是挚友，又与王克臣为僚友 。（苏轼：《苏轼诗集》 ，卷三十一 ，《王郑州挽词》，第1637页）王克臣，字子南 ，其子师约是赵颢另一姊/妹婿。
绍圣三年九月 ，赵颢薨，哲宗亲政 ，以章惇 、蔡卞为代表的新党成员入朝 ，极力整肃旧党人士，哲宗对太皇太后以及“徐邸”的猜忌和嫌恶 ，也为章 、蔡清洗异己分子创造了由头和契机 ，而苏轼、陈衍被贬海南以及司马光 、吕公著 、王珪追贬海南，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
绍圣四年底 ，“同文馆狱 ”爆发 。曾布时知枢密院事 ，他将梁焘与苏轼兄弟相提并论，完全可以作为理解苏轼境遇的一种镜像或参照。梁焘、字况之 ，今山东东平人 ，是“朔党 ”领袖，苏轼是“蜀党”领袖，彼此是政敌 ，苏辙党羽攻罢苏颂 ，梁焘是宰辅中唯一为苏颂辩护的。
“同文馆狱”起，刘挚 、梁焘涉嫌与“徐邸 ”交通 ，对于如何处置梁焘 ，曾布称，“焘更有罪恶 ，亦不过徙海外 ” 。曾布与哲宗心照不宣 ，“徙海外”就是惩治与“徐邸 ”交通者的最后选项 。后来，朝廷欲遣吕升卿 、董必“诛（涉同文馆狱）诸人于岭南 ” ，首当其冲的 ，是责贬雷州别驾的梁焘。所幸的是，“是日晚 ，闻梁焘卒” ，而未能成行 。
苏轼兄弟与“同文馆狱 ”毫无关联，但曾布谏止“诛诸人于岭南 ”，却屡以二苏为言 ，“轼、辙闻其来 ，岂得不震恐？”这也表明吕升卿 、董必所诛虽以涉嫌“同文馆狱 ”的“朔党 ”为主，苏轼 、苏辙也概莫能外 ，或许就因为他们也与“徐邸”有关 。
元符元年三月 ，蔡京、安惇为“同文馆狱 ”结案，将“司马光 、刘挚 、吕大防等 ”并案处理 ，“以王府为要途 ，以朝廷归私室”是其中关键。“王府”即“徐邸 ”，可见哲宗对皇叔赵颢的芥蒂至深 。
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同文馆狱 ”毫无关联 ，“等”字所指涉的“诸人 ” ，也包括苏轼、苏辙，只不过仅以曾任宰相司马光 、刘挚 、吕大防一笔带过 。况且 ，上官均就将吕大防与苏辙相提并论 ，朝廷“初议令（吕大防）过海 ”，但哲宗认为“大防诚朴，为人所卖”而作罢 ，而“卖 ”吕大防的 ，极为可能就是苏辙。同样道理，苏轼更具号召力 ，所以 ，最终“过海 ”的只是苏轼而非苏辙，深层背景应该也是与“徐邸”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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